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凯恩斯主义就是消费主义，刺激消费是各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激活市场的一把钥匙。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凯恩斯甚至鼓励人们把钱埋在地下，就算你实在没有什么可要买的。这种看似激进的观点旨在表明一个道理—人们只要出去消费，市场经济就会回升。就算是购买一串糖葫芦、一顿美食，甚或一件你根本没有实用价值的工艺品。人们只要自信地消费，甚至鼓励全民铺张浪费，而不是相反。因为消费一定能创造繁荣。凯恩斯认为，消费者支出就是经济的主要驱动力。鼓励消费者踊跃消费，是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萧条应该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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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内需，解决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是政府主要的应对激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消费行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做法。但拉动消费需要建立一种积极的消费文化，消费文化的形成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关系的核心。消费者支出能力的强弱是资本市场的晴雨表。在消费文化的建立上，马来西亚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根据剑桥大学一篇《应对大萧条：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马来亚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兴起》的论文所讲述的故事看，马来西亚在大萧条时期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媒体的鼓动下兴起了一场“消费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却成了马来人在大萧条中以消费行为帮助这个国家度过经济危机的主力军。加速了人们走上街头去消费的行为。人们被引导“欣赏一种以奢侈品为中心的新生活方式，”这种并不昂贵的奢饰品消费的生活方式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而每个人都可以买得到他所欣赏的富有创意的商品。（这有点像当下中国的非遗文化，只是尚未被激发出消费潜力）这种高度消费主义的迅速扩张有赖于媒体。这一时期马来西亚的娱乐业和出版社出现了巨大繁荣，这违背了“经济低迷会对娱乐和流行文化产业产生负面影响的逻辑。”但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出版的杂志、期刊和报纸的数量急剧增加，戏剧和舞蹈团在城镇和整个地区的巡演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回到当下后疫情时期，经济低迷，复苏缓慢，不亚于上个世纪的大萧条，而我国目前的消费结构非常偏激和单一，根据《中国经济季刊2023年第四季度》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支出在2023年12月份表现不佳，经济复苏不平衡，虽然“12 月份工业产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加速，但零售额放缓。”主要表现在两个核心方面，即消费支出疲软和消费价格低迷（在大萧条期间商家主动压低价格，以打价格战来维持平衡）这些信号提示刺激内需的必要性。而刺激内需的办法就是重新采取凯恩斯的办法，在经济困难时期，凯恩斯主张政府应当“刺激消费支出以稳定总需求。“并批评了大萧条时期英国“政府大幅增加福利支出并提高税收以平衡国民收支”的做法。凯恩斯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这不会鼓励人们花钱，从而使经济得不到刺激，无法复苏。”

笔者由于有这样的亲身经历的例子，因此对于凯恩斯有关刺激消费理论颇有同感。当笔者在市场扮演卖家的角色时，我多么希望走过路过的人购买我的产品，哪怕她买回去是浪费钱财；同样，当我扮演买家时，我看到路边“糖葫芦人”站立在寒风中看着行人那种渴望的目光时，我就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客户——买一串糖葫芦。我消费后得到的是甜蜜蜜的滋味（尽管我需要降低卡路里），他得到的也许只是唯一的几块钱，如果持我同样想法的人多一点，他也许就积少成多，能够养家糊口。笔者之所以有这这样的想法并非有多高尚，对于同在市场谋生的人，最讨厌那种一味地想尽办法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在笔者看来那是一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美国大富豪洛克菲勒说得好，他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为了钱而把所有精力和时间都花在赚钱上的人更卑鄙和可悲的了。”

当你发现市场失灵后，索取无力，你会停下来思考一下吗？一个人，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难道不是双重的吗？任何人都应该相信一个有着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在社会上并非孤立的，而是有责任感的人。即每个人是买家，又是卖家，甚至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可交易的商品。因为消费文化就在人们彼此交易中的相互联系而形成。如果人们同意上述观点，你就应该思考为什么市场会失灵？所谓萧条？为什么人们就业难？失业率越来越高？当人们对消费失去信心时，就会持币消极观望，工厂也会减少产能，减少产能必然要裁员。如果你积极消费，市场就不会失灵，当你积极消费了，你会发现，你很很开心，随后你更会觉得市场中的付出和回报的概率几乎是对等的。笔者经常会有这样的经验，即我消费了，同时我又销售了。更直白地说，富人不是靠节约致富的，花钱并不使人贫穷（每个人在花费中都会量力而行），货币它总是在流通，市场才活跃。而相反的例子则走向恶性循环，好比穷人总是握紧自己仅有的钱袋子不去施舍（消费），富人持币观望，结果发现自己越来越穷，富人的收入出现负增长。于是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会说，“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懒惰。”但笔者认为并非如此简单，根本问题在于建立良性的消费文化是当下之急。

消费文化还关联着慈善文化。如果你明白施与受的辩证关系，你就会活得开心一点。因为，当你身为卖家时站在买家立场上看问题，你会将心比心——如果我不买别人的产品，我又有何资格去奢望别人购买自己的产品？如果你不去施舍，别人怎么会施予自己呢？当然，很多人随即会反击你—我现在没有任何需求（除了一日三餐），你让我买什么？我还等着被人救济，我怎么会有钱救济别人？似乎一时语塞，难道你没有精神需求吗？难道你不喜欢逛街？出门走走，很多好玩的，还有很多美食等着你去品尝。而救济人不一定掏出你的钱，有时候危难中对朋友的救济只需要你付出时间去探访和几句安慰的话即可，如果你认同时即金钱，你有能力可以施舍给需更要的人。

这种施舍旨在建立一种富有同情心的社会环境。著名经济学家卢周来在他的新著《极高明而道中庸》一书中正是借以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撰写导读时引述亚当斯密的话来呼吁建立一个富有“同情之心，约束利己之心”的可持续社会。即“他关心自己的幸福，同时也关注他的家人、朋友和国家的幸福；”“关注更崇高的事情”。而“斯密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人，他对邻居“以慈善、博爱、富于人情和宽容著称”。这种经济学上的“人间斯密”的道德体系的建立并非空谈，而是可以依赖于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引导是可以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亚当斯密用来探讨“以公民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体系的《道德情操论》中所提到的“同情之心对于建立和维系一个公民生活幸福的社会更为重要”的原因。有着正常思维的都应该承认，当所有人都具有同情心时，才能“捍卫和保护社会”。斯密还指出，“同情心使得我对于别人的苦难有着感同身受的能力。”这种社会所需的能力恰恰是亚当斯密以经济学家视野撰写《道德情操论》的目之一。旨在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良心的市场体系和商业活动环境，而不是把人都逼到一个只“朝钱看”的冷冰冰的社会角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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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物质发达的社会里，人的精神生活往往容易堕落，正如亚当斯密所言，人们应该“关注更崇高的事情”。对于精神需求，从来就不是富人的专利，穷人同样需要有有限的精神生活。如果你留意精神生活，你会发现它随处可得，比如一幅书法作品、一幅画、一曲音乐、一块美石、一朵花儿等，这些东西都不实用，但很多时候只要你留意它你就会即刻从心里拥有它，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懂得去欣赏艺术品，思想变得越来越崇高了，而不是即贫穷又悲观厌世。这就是精神生活对于穷人的重要性，因为普通人的生活更需要美的东西作为生活的润滑剂，而这往往被忽略。

生活中能找出很多奢饰品消费的例子（精神消费），在精神需求领域，你不会为你仅有的钱找到拒绝消费的理由。只有不懂得“钱”的属性的人，才不明白什么是你自己的钱？因为真正属于你自己的钱是你花出去的钱，放在银行里的钱只是一串数字而已，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人懂得用信用卡消费的道理。

在消费主义世界里，在大环境中关心小人物的生活，有时候显得有些“智者多虑”，因为大多数平凡而贫穷的人群都是大江东去，随波逐流，于经济学对每个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几乎一无所知。笔者也非内行，只是长期身在市场一线，了解一点经济学或许更能理解销售与消费对市场的作用和人际关系，甚至明白了消费即爱国的崇高理念。也因此更加关注穷人的物质生活。笔者最早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一本书就是《穷人经济学》，这是经济学家卢周来早期的著作，于是对经济学多少有懵懂的了解。卢周来被他的读者们尊称为“穷人经济学家”。即为穷人发声的经济学家。笔者认识和了解凯恩斯就是通过这位经济学家所了解的。

对于人们为什么会失业？什么是总需求？这种经济学家老生常谈的问题，人们似乎从来不去思考，但凯恩斯给出了答案，凯恩斯认为，“总体需求不足可能导致长期高失业率”。总需求就是全球市场（一个国家或地区）总购买力。“但在经济衰退期间，随着支出下降，强大的力量往往会抑制需求。例如，在经济衰退期间，不确定性往往会削弱消费者的信心，导致他们减少支出。”特别是在房屋或汽车等大宗商品的可自由支配的购买上。“消费者支出的减少可能会导致企业投资支出减少，因为企业应对产品需求减弱。这就把增加产出的任务推到了政府的肩上。”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原理，政府对市场有效干预是应对缓和经济活动，保持繁荣和解决萧条所必需扮演的角色，即人们常听到的宏观调控。对于宏观调控措施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仁者见仁。但哈佛大学教授 N.格雷戈里·曼昆 (N. Gregory Mankiw) 在《纽约时报》撰文解释了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性，他说，要了解经济面临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对衰退和萧条的诊断仍然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尽管凯恩斯已去世半个多世纪。

提起凯恩斯主义，再次让我想起了经济学家卢周来先生，有一次他请我们几位书画圈的朋友吃饭，是那年冬季的夜晚。他看到卖糖葫芦的人还有几串糖葫芦没卖完，在卢周来的慷慨下，三个大老爷们于是在北京的大街上吃起酸甜爽口的糖葫芦来。我在想，这个生意人看上去是生意不错，但他仍然蜷缩地站在大街上，希望都卖掉，终于找到买主了，但他已经麻木了，不知道是否心存感激？而我这位经济学朋友却有滋有味地吃起糖葫芦来……这些细节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如果我是哪位卖糖葫芦的人，为了贴补家用，可能这一天的收入就差这几串，卖掉了就能回家歇息，妻子紧缩的眉头也会舒展许多，孩子的学习费用也许就不发愁，我会从心里不动声色地感激这位买主，愿天下好心人多一点，世界才会充满爱。由此可见，有时候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就体现在一些细微的消费动作上，你花费的不多，但对方获得的却是积少成多。甚至可以说，消费就是履行公民社会责任，同情心就可以促进消费。在市场上谋生的艺人都希望他的客户能够慷慨解囊，而市场的残酷似乎充满了“铁公鸡”。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就是为了让大家生活的更美好一点，便经常撰文呼吁人们踊跃花钱，各尽其“财”，用你的同情心可以帮助更多人。使市场变得更加繁荣，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当你能这样想，你就懂得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性，因为市场会因为你的购买而帮助了这个国家。

2024年3月20日于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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