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琴心 笔挽墨海

——记书法家胡秋萍

■撰文：朱海燕

一

   这次，我不再先从书法走近胡秋萍，而是从她诗词及散文走近她本然的生活及心灵的深处，在那里仿佛高耸着一个坐标，让我看清了这位女性书法家的侠骨柔肠，剑胆琴心，和她用生命的骨和血揉合打造出来的艺术精神及尚未定型的书法风格。

对胡秋萍如何定位？

   当然，她是当今书坛不可置疑的名家，在书法名家中又是为数不多的特立独行的大气超拔的行草书法家，在女性行草书法家中她又是目前唯一擅长大草的书法家。在女性大草的书家中她那大气磅礴的书风、黑白易位的渲染气氛、笔力险峻且又纵横飘逸的取势，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

这样评价胡秋萍是客观全面的吗？不是！

    她还是一名诗人，一位词人，一位优秀的散文家。琴棋书画，歌舞弹唱无所不能。她是一位多气质型女性，既有塞外秋风骏马的一面，亦有杏花春雨江南的一面；她的书法风格，既具古藤老树昏鸦的高古，又兼小桥流水人家的柔美精巧。

   胡秋萍自谓：“我是生活在黄河岸边的人，没有南方人的细腻、典雅、精致，但有北方人的大气、敦厚、率真。”这话很对，但这话还不够全面，还不够精准。她生在开封，又称汴梁，那里是一个水陆要冲之地，“启拓封疆”之城。它属于北方，作为出生于历史皇都的胡秋萍确有北方人的大气、敦厚和率真。这座具有3000多年建城历史的古都，北临黄河，西峙嵩岳，南通淮蔡，东接青徐，平旷四达，地富人繁，自古就有“八省通衢”、“万国咸通”、“汴京富丽天下无”和“夷门自古帝王州”的赞誉，几千年来，天下的美女不断涌入这座城市，江南女性的温柔、沉静、端庄、秀美的气质早被这座城市所吸纳。作为美女书家的秋萍也具有丰富的江南女子的细腻、典雅和精致，她身上所具有的柔美的特质，可能比杭州女子更杭州，比苏州女子更苏州。

我接触过全国各地的不少朋友，他们都很喜爱秋萍的书法作品，但究竟为什么喜爱，并不能讲出一、二、三来；我亦读过许多关于对秋萍书法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是就书法论书法，但究竟秋萍的书法为什么不像其他女书家的作品那样雨露滋润抑或春风化雨，而给人一种侠骨肝胆的大气和沉重，文章并没有梳理得十分清楚。

   我以为要解读秋萍的书法，有几个关键环节是不容忽视的。其一，是生她育她的中原大地和滋润她的万里黄河，与她的气质和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中国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生活在这片蓝天黄土上的历代艺术家，哪一个没有占中原而霸天下的野心。远的自不必说，隋唐以降，开封交通遭运枢纽地位确立之后，隋唐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汴河成为那个时期的生命线。位于汴河上的重镇开封，则是“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战略枢纽，这对于开封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雕塑家杨惠之来了，画家吴道子来了，他们在相国寺留下的塑像和壁画被称为神品；文学家韩愈，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的到来，为历史留下千古绝唱，成为文坛佳话；日本弘法大师也曾来汴留居于相国寺内，促进了中日佛学交流。

    至于到了宋代，开封的书画便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其山水画的发展到达了中国山水画史上的高峰，风格多样，名家辈出，一幅以开封市井为主题的《清明上河图》，以其高度的历史真实性，社会生活内容的广阔性，生动再现了北宋京都清明时节的景象，不仅为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的不朽杰作，而且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文字难以替代的文献价值。在书法方面，苏东坡、黄庭坚、米芾三人为最高代表，他们的书法理论与实践，不仅丰富了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同时，也为后人学书的进步创新提供了养分。

   这是一部活着的历史，它进化的长链不仅伸到了今天，而且仍以 巨大的生长力延向未来。

   胡秋萍生长在这样一座城市里，也生长在这样一个艺术生命的过程中。这厚重的中原大地，这浩瀚的文化古城，为胡秋萍提供了解读和解构艺术的可能。在这个既需要继古又需开今的艺术磁场中，胡秋萍不愿甘心十足地怀古，更不愿实用主义地趋时，她以智性的女性站在中原在地上，只想在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以古代今的艺术驿站上，留下独属自己的深沉大气的书法艺术。

  这绝不是对先贤文人所偶发的一种文化自恋。胡秋萍研习书法的起始之地，就在开封大相国寺内，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匮玉盟”之处，不仅有文化的强烈韧带，而且还是人们景仰拔地而起的高台。从接触书法那天起，还是少女的秋萍便洞见了书法艺术的宽容、气度、辽阔和博大。这是中华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她的长期熏染造成的，想摆脱都摆脱不了。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象，当年胡秋萍于相国寺跟靳选之先生学习书法之后，在冬夜风高月黑之际，裹着军大衣，走在开封的街道上返家时的情景，她身边肯定响起过大诗人、大书法家放达的朗笑声；肯定感到每一宗学问和艺术的构建，都要付出沉重乃至生命的代价，辉煌的知识文明再给人们带来无限愉悦的同时，它的每一步提升，每一次创新，亦同样给创新它的艺术家们带来沉重的身心负担，甚至为那一点别人看不上眼的精神成果迫压得喘不过气来。

   春夏秋冬，风霜雨雪，胡秋萍就这样在学书的路上生发出无端的感动，无端的喟叹，她也就产生了那么多无端的倔强、犟劲、韧性和坚毅的性格。她站在古人一定站过一定走过又获得成功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用过的那些笔墨纸砚去呈现“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的书法气象。胡秋萍走进了这片浸润文化的土地，虽然大地无语，但这个极有悟性的女子的心灵，却与那块文化内涵丰富的土地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与那吞吐千年的风流人物、历史、自然和文化已经难分彼此地融合在一起了。

   我也曾想象过，开封是宋代天波杨府的所在地，那个传说中居住在天波府内能杀贯战，不按规矩出牌，却屡屡出奇制胜的穆桂英，在性格上对胡秋萍是否有一定的影响，穆桂英的那种男儿性格，那种出神入化的战法是否也渗入了她的笔墨之中，增添了不少别致的声色和情致。这位知天高地厚的少女以悟到历史定位为前提，悟到了抱一守恒的规律。抱一，方能守恒。守得一，万事毕。对于一位站得高，走得远的艺术家，虽然世间各种安排，都还有一些可选择的余地，但唯有“抱一”，缩小个人人生的幅度之后，才能在某个文化的着力点上，站得久远，登得更高，才能释放出更大的生命潜能和创新的可能。胡秋萍把这种人生的定位看成是天生的血缘，命中的前定。

   当然，对胡秋萍书风的影响，还有那条奔腾的黄河。黄河，这条回荡九曲的行吟史诗，如一条蛟龙横卧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是黄种人繁衍生息的地区，也是华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居住的营卫之所在。黄河水和黄河精神哺育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在这块得天独厚的沃土上经之营之，日臻文明，创造出令世界引以为骄傲的文化与文明。黄河所流经的中原大地，又是一片雄性的旷野，而雄性历来总是与奋争拼搏纠缠在一起的，自强不息的奋争激活了生命中最富于活力的原始基因，经过世世代代的沉淀，成为一种地域性格。尚武、好勇、侠义肝胆，慷慨有壮士之风，是这里的人们最常见的生命表达方式。喝黄河水长大的胡秋萍自然摆脱不了这种豪气干云，气可吞天的气质，使她身上具备了某些本来属于男性的品格。当中原书坛上一批男性书家豪放不羁地在技巧、情感、意境上驰骋书坛之时，胡秋萍以比男性更男性的坚毅、果决和以眼界高远、超人的意志力，以及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略和那永不枯竭的激情和野心，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其艺术境界直逼古人。她把黄河激流和黄河精神融入了笔墨之中，呈现出一种英雄意识。

   在论及书法的文章中，我意识到，鲜有“英雄意识”这一审美概念。但我以为一位书家要成为卓而不群出类拔萃的书家，必须具有一种英雄意识，所谓英雄意识，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强自信和自觉，就是一种英雄的品格，就是一种旺盛的艺术生命力的张扬。一个人的性格即是他的原始生命力，即是他的命运。而英雄的性格，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的性格和历史的命运。艺术家一旦具有了英雄性格和英雄意识，他的成功，不说是历史的必然，起码已具有了成功的极大可能性。

   作为黄河女儿的胡秋萍心中自然涌动着这种要做大书法家的英雄意识，自然有伫立于黄河岸边、环顾八荒、仰天长啸听取自己心灵回声的一刻。这是黄河赐于她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基因。一位有思想的书家其广阔的胸怀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当她把墨雨像黄河波涛一样倾泻于素纸之上，黄河的精神自然糅进了她的书法当中。中国的山水精神是天人合一，与宇宙同化，是虚无缥缈而风骨犹在的一种精神。胡秋萍在书法的用笔用墨上糅进了黄河的风涛气象，其书法自然也就充满着激流之姿，风雷之势，体现出她艺术的沉雄与博大。

二

   北大教授王岳川先生曾说胡秋萍：“对于一个女书家而言，诗书文三通，在一片温蕴的艺术氛围中所掩盖的艰辛和努力是一般人难以体察的。”是的。人们想象中的胡秋萍，就是那明前的新茶，就是那耀眼的杜鹃，就是那白浪河边的垂柳。带着些许清新，带着些许宁静和温柔。平日里总是手持半卷残卷，一杯香茗，任岁月荏苒，落花成阵，独守一纸墨染，游离在寂寞的边缘，悠然品茗静谧的韵味。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要真正洞察秋萍的人文内心世界必须走进她的诗词世界。

   倘若问道：她的书法为何此间风景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可能有多少个读者会得出多少个答案，但逼近最真实的答案，就在她的诗词中和文章中，那里所透出的气息，包容了秋萍的气度，也诉说着她人生的追求和境界，虽然不能说是对她艺术高度的全面诠释，但至少会发现那是一条通往其间的幽径。诗言志。诗发心声。世间几多春秋，学书几多苦恼，冷暖自知。现在，且与我跳入浮在秋天的青萍的诗词江河里，和着岁月的梵唱，一起细细剖开她人生的脉络。我以为这是解读秋萍书法的第二个课题。

    因为是女性，秋萍最为推崇的女性是李清照和秋瑾。她的性格和她的诗词风格似乎也追寻二人而去。中国历史几千年风雨如磬，许多天资颖异的女性如磬石重压下的幼芽，无法抽枝发叶开花结果；漫漫长夜里，哪一位女性诗人能在男性的星空中占有一席位置，并闪耀出星点光芒，那就是一个反常的异数了。在中国诗歌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甚至领一代风骚的诗人，都是七尺须眉，纵然有一些女作者突围而去，也只是无足轻重的伴唱而已。但是南宋词坛李清照，却从书香四溢的深闺走向战乱连绵山河破碎的社会，以她纤纤素手写下许多传之后世的扛鼎之作，是不让须眉乃至压倒须眉的巾帼。

   人们想到李清照，总认为她是闺阁才人，弱不禁风，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总想到她的清丽婉约，凄婉沉哀；再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等，渗入历史的皆是女性无奈的苦难气息。殊不知她手中握的竟是一支亦秀亦豪的彩笔，她写下不少缠绵悱恻的情语，也挥洒过一些龙腾虎跃的壮阔；她笔下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柔情，也有烈火狂飚的英雄人物。她的诗句如“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又如“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等句，就充满着强烈的伟大爱国主义情怀，就不是“小女人”而是“大女人”闪耀诗国天空的千古绝唱。尤其建炎三年（1129），李清照和丈夫经过楚霸王兵败自刎的和县乌江，作了一首题为“夏日绝句”的《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更是高扬着一股英雄之气，是一曲弱女子所抒写的悲壮的英雄颂歌，表现了诗人崇尚气节的精神风貌。对南宋统治者的苟且偷安，也是一个有力的飒刺。李清照没以成败论英雄，对楚汉之争中最后以失败而结束自己战争生涯的楚霸王项羽，表示了钦敬和推崇。从而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种人生哲学——活，要活得昂扬，出类拔萃，有声有色；死，要死得壮烈，英武慷慨，可歌可泣。总而言之，人要有气节。

   胡秋萍的诗写得并不算多，新出的《听花堂诗语》一书，只选了160首。她的诗词与书法是浑然一体的。有清丽婉约的一面，亦有雄强博大的一面，和李清照的诗词情感倾向基本一致。读胡秋萍清丽婉约的诗词，犹如观花的绚丽，摇曳的娇媚，其幽香沁人心脾。如果把秋萍的诗词与书艺融在一起品味，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她作为妻子、作为母亲那种温柔的情愫和个性。

    但是，我更爱读她那些充满英雄个性的诗篇，读那些诗，你才会 感觉到她在与李清照对话，在与秋瑾对话，才能发现一位真正的“大女子”面对生活、面对生命、面对笔、墨、纸、砚，誓为艺术而献身的殉道精神。

   如她的《乙酉春遣怀》有这样的句子：“书生空有双行泪，天地偏无一处平。侠骨柔肠都作古，奈何独立泣苍生。”再如她的《无题》诗中，亦有“墨洒幽香抒剑胆，琴弹流水映心声。一壶纳尽人生味，谁解繁华寂寞名”之句，又如《登莲花峰忆文天祥》中有“瀚海能容千古恨，苍山难解寸心哀”之句等等。

   胡秋萍的这些诗句，我感觉不是从笔下流出来的，而是从骨血里抠出来的，是她含泪秉笔而书就的绝唱，是不是历史的名篇就不好说了，因为在历史的艺术长廊里，胡秋萍的地位终究不算是大人物。现在“名篇”、“佳作”基本被一些所谓的有地位的“大师”、“大家”所垄断。但我们绝不能否认，胡秋萍的这些诗句，是一些诗人和一些所谓书法家所吟的诗词不可比拟的。现在的文坛和书坛，阴柔琐屑平庸世俗之风日炽，会挥笔者均可题诗二三，但格高调远意深黄钟大吕之作难逢一二。有资料统计，目前每年格律诗发表都在五十万首以上，可谓成千累万，但有哪些能入“绝唱”之列呢？有的人写诗热衷于“自吹”与“他吹”，有的因年老职务又高，而无病呻吟；有的年纪轻轻因获得某个奖项，就以为自己“划时代”、“里程碑”、“新纪元”，随手拈来，皆成绝唱。这是文坛和书坛的一种积弊，就是一味排资论辈，以名取文，高官之作、名人之作，即使平淡与平庸，也常常被吹得天花乱坠。像胡秋萍这样其名不彰的诗作，恐怕难入一些评家之目。但是我要说胡秋萍的这些诗才是诗坛和书坛意高境远的好诗。

   胡秋萍把这些诗又写在书法的作品中，那已经不仅仅是线条的书写，而是一种情境的书写，气概的书写，人格和灵魂的书写，更是骨气和生命的书写。所以，我以为解读胡秋萍的书法，仅从书法线条上去解读，解读的仅是表象的形式，而从她的诗性上解读，才能窥探到她书法精神和无止境追求的坚毅。

   她这一类荡气回肠的诗句，还有“入峡方知颜色好，客汀枯叶染秋图”。“颜色本来无甚意，却撩春梦灿云霞。”“书为人生听万籁，境由心造对孤灯”。“铁砚磨穿终不悔，孤灯挑尽始成真。”“心田耘土裁新句，砚底翻波荡俗肠。”还有“一剪梅”《戏墨有感》：“废纸三千君漫嘲，可是风骚，应是风骚。流觞曲水伴星摇，古也消遥，今也逍遥。展纸涂鸦竞折腰，敢问天高，志在云霄，秃毫磨旧赋新潮，胸涌波涛，笔溅波涛”等等，皆是满纸的英风豪气，震天撼地的墨海雷声。尽管当代不少人沉浮于欲海之内钻营于孔方眼中，对艺术的追求早已浮躁，不少真书家欺人，更多的假书家也欺人，但慧质灵心的胡秋萍还是让自己的诗句高高托举起自己的赤心，吐出心声，说出已意，好比开在雪天冰地的一株红梅，这无异是须眉占统治的书法王国里一道独异的风景。不仅昭示了一位女性书家的浩然正气，傲然的脊梁，也向世人宣示了她的个人素质与品格。

   愁情，是人类的一种最普遍的情感，虽然愁情的内涵可能因人而 有异，因时而不同，但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极少花好月圆，即使是花好月圆，但总不免有大大小小的缺陷，因此人生常有遗憾和忧愁相伴。愁情，本来是一种抽象的无可把捉的情绪，诗人的本领就是将抽象的感情具体化。李清照是写愁情的代表词人之一，固然她的愁情出自她特殊的遭逢，涌动肺腑，真切深重，她那小小的蚱蜢舟载不动自己超重的忧愁，于是“载不动，许多愁”的诗词便奔流而出。

    而当今作为在国内影响颇大的女书家胡秋萍，也有不少诗句表达她的愁苦。如“浮云已散谁曾记？从此月圆心却残。”如“开墨砚，蘸人生，烟波浩渺任飘零。恨秋不教芳菲住，独向诗间觅落英。”如“谁知命运，将愁去，向琴弦。”如“黑白从来谁解味，鬓斑斑”。再如“登高目极心无极，月映黄花泪溅霜”等等。

   我以为胡秋萍诗词中所表达的愁与苦，与李清照的愁情，有本质的不同。李清照的诗词里，充满着不胜国破家亡物是人非的悲戚之感。虽然抒写的似乎只是个人的情感，夫死霜居，飘流转徙，形单影只，万念俱灰，但个人的哀愁却有时代的深悲巨痛的大背景，从侧面反映了那个动荡的江河日下的时代。

   而胡秋萍诗词中所流露的愁也罢，苦也罢，都是表达对自己的激励，都是由于自己的书艺不够理想而未能担当艺术重任的自责，都是心对心，人对人，生命对生命的告白，都是生命不息，挥笔不止的宣言。表现出艺术家的真诚和责任。真正知道如何去享受人生的人才知道，理性并非不动感情，而是保持真性情，感性的人，理性做事。这样糅杂在一起，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艺术家也是如此，必须抗得住压力，经得起考验，确定起目标，耐得住寂寞。胡秋萍就是这样一个人。从艺术角度而言，她身上具有感性的灿烂火焰，又具有理性的亮丽的火心；从走向更大成功的角度而言， 感性仍然需要理性来照亮，感性的激动最终回归到理性的奋斗中才会实现。她的大苦闷，大孤独，正是她的大勇气和大境界的一种写照，抑或说是实现艺术大志向的一种前奏。

另一位对胡秋萍性格和气质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秋瑾。李清照之后，历史又沉寂了近九百年，期间再没有像李清照这样的女性诗人，以其诗性的锋芒穿透封建时代的重重铁幕。直到19世纪末，在世纪之交大动荡大变革以铁与血为底色的宏伟背景上，鉴湖女侠横空出世了。

   秋瑾不仅是杰出的革命家，而且还是杰出的诗人。也许因为自己姓秋吧，所以她的诗词中写秋光秋色秋情秋韵之处特多。她的一首《秋风曲》竟用了十二个“秋”字。她在《秋海棠》诗中所咏吟的秋海棠不借春光之力而只顾与秋风抗争的形象，正是她独立图强的自我形象的写真。她后来能够视死如归，舍生取义，早就在她的诸多首诗中透露了她高远的志士胸襟和坚贞的烈士怀抱。如秋瑾诗中“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等句，我们在秋萍的诗中都能够感觉到与此相近相似的诗性和诗意。虽然时代不是那个时代了，但秋萍的诗所表现出来的“豪气”或者“劲节”、“冰操”与某种艺术境界和秋瑾却是一样的。我想，在泼墨和吟诗之际，秋萍肯定歆羡地遥望着100多年的那一尊飒爽英姿。

    书法家的诗文，都是毛笔和墨汁写成的。当这些豪情喷涌的诗句从心灵之门泼撒而出时，胡秋萍的纤纤素手之下，怎能不呈现“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笔墨景象呢？也许有人认为，讨论胡秋萍书法艺术问题，居然离题万里地扯到李清照和秋瑾，是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但我认为，如果不这样写来，你就写不出胡秋萍“灵魂的深”，就抓不住一个女性时而表现出来的女性，时而表现出来的男性那种真正深刻丰富的性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置身于她性格、气质和书风的高地上。

三

   胡秋萍的学书之路，只要知道她这个名字的恐怕是人人皆知的。她最初广泛临习历代名帖，仅“颜、柳”两种帖一写就是五年。虽然“颜、柳”在当下的书展中不沾边，但却给秋萍打下了宽博、雍容、敦厚、端庄的基础，使其之后的书风透出一种端庄大方的气象。后来辗转于二王而获益颇多，亦从怀素、张旭、苏轼、米芾诸大家身上取精用宏，其行草书往往透出鲁公的胎息。1985年，她以颜楷字体参加中原书法大赛并获全国“银河杯”书法大赛二等奖。此后，一路斩关夺隘，摘取无数全国大奖，胡秋萍这个名字成为中国书法天幕上一颗耀眼的新星。

   她是追踪王铎而被人们所关注的。1986年日本王铎宪章书法会与河南书协联合在河南博物馆举办“王铎书法展”。胡秋萍深深被王铎淋漓的墨韵，摇曳的章法，苍茫雄强的艺术感染力所震憾，从此与王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她进入了王铎博大的书法世界，她走进王铎痛苦纠结矛盾的心灵，她走进王铎那个国家大动荡、政权大改组的时代。

   全国书法爱好者学王铎者甚众，但许多是走进王铎的字形，而没走进王铎的内心世界。王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书法家，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明天启辛酉（1621年）乡举，壬戊（1622年）进士，旋授庶吉士、编修。崇祯十七年授礼部尚书，时清军攻陷北京，未能就职，清兵入关后，至南方任福王弘光朝东阁大学士。顺治三年仕清，任礼部尚书。由于王铎曾仕“二臣”，于是自清初以来，对王铎的贬抑诋讦之评，不绝于史，认为他人品极差。作为明朝旧臣，他应该战死沙场，应该为国捐驱，而不应该苟活于世。这种对王铎的批评，实在是坐着说话不觉得腰疼。此刻的明王朝已是江河日下、风雨飘摇，任他王铎一介书生便有回天之力，也挽救不了它灭亡的命运。既便王铎是另一个史可法，明王朝亦必亡无疑。也许正因为他曾仕两朝，苟全了生命，他的书法才得以照亮了500年来的艺术天空，为中华民族灿烂的书法艺术作出卓越的贡献。

   当然，王铎的内心深藏着不便说出的纠结和矛盾，也都一丝一缕地体现在他的书风里。他的作品老成犷野，沉着劲健，拙朴怪奇，险峭倔强，宽博颇骏，绝无工巧天真之笔，以抑塞磊落之状，冲破历史固有的书法的重重铁围，这不能不说是王铎内心世界和深层情感的突围和释放。也许因为曾仕二朝之故，才有了他那斩钉截铁，结体险骏，雄健沉雄，纵横取势，变化惊人的书风。

   胡秋萍以直觉的敏感读懂了王铎苦涩的心境和尴尬的境遇。她喜欢王铎那种大胆使用涨墨、枯墨、焦墨变化莫测的形式，在丈二巨幅竖式的宣纸和绢本上，比较有利地把水墨淋漓的奔腾气势表现出来，惊心动魄的笔势和墨势中，自然流淌着王铎生命的狂性和心灵的泣血，从而将书法与心境、风格与命运以笔墨的形式和盘托出。

   胡秋萍喜欢王铎这种抒情深邃、雄强苍茫、一泻千里的艺术风格。她深入王铎，一写就是20年。我们可以把她追踪王铎这个时段，视为她书法艺术的第一次变法。胡秋萍认为王铎书体虽不如“二王”、颜真卿、怀素、米芾书体湿润典雅，但长条巨幅表现出来的磅礴豪放的艺术效果是前所未有的。艺术创造是个体的精神与体力劳动。历史上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所创造的美有共性且具有个性，就其艺术个性而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永远无法相互取代。

   于是，这位欣羡王铎的女性书家，透过近500年历史冰冷的雪雨，在缥缈雄强的线条中与王铎大师有了相惺相惜的契合，这大抵是中国书家之间最好的诠释了。此间风景，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是一阵脑海的激荡，更是一次灵魂的皈依。她在《王铎书法当代性阐释》中说：“以近乎宗教徒的虔诚沉溺于书法，以笔墨奇崛狂放的诗意生命线条形式，诉说着内心的矛盾、悔恨、困顿，以丹青参悟那永恒的真如本体生命。……王铎的书法艺术，尤其是长条行草巨幅笔力惊绝、气势磅礴、章法跳跃，表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内心的冲撞，其超拔于魏晋典雅蕴藉之风的郁勃激荡之气、惊巨骇俗的艺术审美思想和对书法艺术形式美的深层开掘影响感染着后人直至当代的书法艺术家。

   胡秋萍的书法形似王铎，神亦似王铎，应当说她是众多追随王铎的书家中最成功的一位。然而，在上世纪末的1989年，她的书风彻底变了，她几乎抛开了此前颜真卿，王铎一路，远离了她追求20多年的经典，对自己的“离经叛道”充满着痴迷、沉醉和自信。她所追求的即所谓“现代派”书法、“前卫”艺术。当然，她的“现代派”书风又有别于王镛、石开、曾来德等人，她有自己的“现代”、“前卫”的独家面目。

    胡秋萍摆脱王铎书风的影响，我们可以看作是她第二次书法变法的起点界面。胡秋萍说，这次破釜沉舟的探索，源于她1989年随中国妇女书法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她在这次出访中真切体会到“中国女性书法家”符号下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和重量。自己像古人，绝不是继承了传统，吸收古人的艺术营养，长得自己不像古人，亦不像他人，只像自己，这才叫传统。传统是源流，它在传承嬗变过程中不断拓展原本的系统；传统绝不是“过去”或“历史”的代名词，它应该是奔腾不息的自然、历史、社会之脉搏。人类社会的演进离不开传统，但这个传统绝不是偶像化、神化、教条化，因为不是这些，传统永远充满了生命力，传统永远在不断地积累，逐步地扬弃，逐步地创新，不断创新的传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

   但是，如何认识传统，如何从创新中发展传统，历来存在着尖锐的交锋。一些创新的艺术刚刚从岩石上冒芽萌叶时，可能就被“老传统”掐死了。继承“传统”，守卫“传统”常常被人们用来作“陈规”，成了不求进步的“盾牌”。2001年1月，胡秋萍在郑州河南博物馆举办个展。这次展览自然是她书法变法的宣言，也是她下大力打进未知领域的风向标。其大部分作品，很少平正且充满稚拙，甚至是一种不易让人接受的“怪”体。按评论家、书法家周俊杰的话说：“不断的墨团，不断地长枪大戟，不断地缠绕，似乎与她此时的心灵和生命状态极为协调并响应。她认为这种艺术中的话语转换，哪怕走进‘炼狱’也无怨无悔。”

展览开幕式后，举办了作品讨论会，未想到的是，她的作品遭到很多人的批评，其中包括省内书界主要领导及来自其他界别的朋友。有的甚至持全盘否定态度。

   好在对来自各方的批评，秋萍早有思想准备，她在《后记》中写道：“有些同道不喜欢我近几年来的作品。一是认为受流行书风的影响有趋同的现象；二是把名字遮住就认不出我了；三是觉得我是审美的迷失。”对此，她认为：“这分歧缘于观念的不同；显出个性的艺术才会有价值；认不出了，这没关系，只要它是件好东西。这样的好东西多了，自然就有我的气息在里面。”

她非常自信地认为：“书法已不再是就技法论技法的时代，而应是放在艺术和精神层面上如何观照的问题。至于迷失不迷失，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历史会作出判决。”我们不去讨论此话错对与否，我以为胡秋萍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艺术家若不敢坚持去“变”，若没有探索的追求，还叫艺术家吗？若按照旧传统的观念看，中国人就不应该穿西装，也不应该吃西餐，更不应该坐汽车、火车和飞机，这些都不是中国的传统。中国人今天走向世界应该穿一身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一副“国粹”气派。或者更一身“孔乙已”的服装。但是，这些只是历史的陈迹，并不代表传统。中国的绘画和书法的传统精神，就是必须去张扬创新和反叛精神，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老子的浪漫隐逸博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所决定的。

    我和秋萍是多年的朋友，在一片“胡秋萍走得太远，走得太邪”的议论声中，见面或是电话中，秋萍常常征求我对她所谓“流行”书风意见。我说，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是大自然的普遍规律。王铎之于“二王”就是创新。今人不同于王铎也是创新。历代都是这样，不受古人规矩，成功的都是创新。优秀的传统具有双重性，即继承与叛逆相共存。我认为她在那个当下的叛逆，只是她艺术个性的一个迁跃的过程，绝不是她艺术的终点。

   我佩服秋萍变法的勇气。其一，这种勇气绝对是对历史把握的一种远见。那时，秋萍学王铎学得十分到位，如果她不变，那时像王铎，现在还像王铎，今后还像王铎，那么她这一生都会生活在王铎艺术的阴影里，在宣纸上生发出的水韵墨痕哪还有个体的生命状态和精神追求呢？如果这样，一个有历史担当意识的胡秋萍将会失去她的艺术价值。在艺术上勇敢地“离经叛道”，是艺术家性格和精神的一种必须具备的特性和品质，更是一种美德，它既反映了艺术家对探索行为的期望状态，也反映了艺术家的内在的信念。若是没有这种探索的勇气和远见，那么胡秋萍永远徘徊在一个共性书家的位置，绝无大的艺术作为。

    其二，我以为秋萍的勇气，是一种理性的判断。上世纪80年代初，书法刚刚兴起时，涌现一大批书法的弄潮儿，把整个书坛搅得山呼海啸，云飞电吼，皆认为他们就是书坛大家。殊不知他们死守传统不变，不久，便被一批又一批书法新人甩在身后。不是时间无情，而是艺术在前进，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上帝没给他跟上艺术的飞毛腿，任何人无法扭转别人的审美选择。只有勇于变法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以及在适当的时间，经受住所该经受的表扬和肯定，经受住该否定的批评，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新路。我敢说，胡秋萍如此选择绝不是轻松之举，她是经过一番恐惧与信心、勇敢与怯懦搏斗之后所作出的果断理性的选择。她言，这是一场“炼狱”，绝不是耸言听闻。韩非所言“不疑之谓勇”，“临事而屡断，勇也”，孟子所言“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都表达了勇敢的追求于探索是在明知有死伤的危险的情况下选择的不逃避的态度。

   胡秋萍理智地摆脱王铎，就是决意不做伟大的匠人，而去做成功的艺术家。她认为艺术家的本质和使命是要有独立的创造，表达自己不同于别人对传统经典的理解阐释和艺术追求，要用作品去进行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这需要有独立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追求。这更需要具有足够的胆识和勇气以及牺牲精神。模仿，谁都会，只要不是弱智，踏踏实实用上几年工夫都能做到。她要走的是不同于古人也不不同于其他人的艺术之路。

   当然，经过历代书家千秋岁月的探索与实践，时至今日，留给艺术原创性的路子越走越窄，从哪个夹缝里探索，才能杀出一条血路，走出不是跟风而是自己的路子，她必须理智地进行思考。艺术的使命感催促她必须迈出这先专声夺人的一步，没有高处不胜寒孤独的煎熬，绝不会得到属于探索者智慧理性的收获。

其三，我还以为胡秋萍摆脱王铎的勇气，来自一种心灵的力量。心灵具有一种强大动力，是一种神性的最重要的天然美德。心灵可以从书法本身感情到它所包涵的自然山川气象，宇宙变幻的真谛和对生命状态的表达。心灵的力量能够使她“泰山崩于眼前而色不变”，亦能够使她乘物游心，放下一切，避开现世的喧嚣沉进自己的世界，无论别人说好说坏，凭借书法笔墨线条游心足矣；如孔子所说：“朝间道，夕死可矣”；如老子所说“载营魄抱一”、坚守笔墨，“抱一”而终足矣。这种拿得起又放得下，获得了又敢于舍去的气宇超然的大气魄，才使得胡秋萍后来的书法有了大舒展大表现的艺术效果。

四

   生命中诸多变幻，充斥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向你袭来，如果没有这种压力，兴许，思想的源头便被堵塞了。艺术家若在思想上堵塞了，那么便失去激情，失去灵感，失去了光彩和活泛。一潭死水，岂能助你扬帆远航。胡秋萍亦不例外，为寻得源头活水，2004年她进入北京大学深造，为打通文史哲三界，她与大师对话，同古人论道，出经入史，心游八极，力求为自己更大的艺术突破寻找理论与实践的支撑点。

   有学者称，她这一期间，“如醍醐灌顶一般地清澈了解自己的审美追求，从此不再彷徨无主或人云亦云。她力求使自己钟爱的书法从所谓的“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 ”升华为人文科学的重要领域，向当下处于文化迷惘中的书坛传达出真正的人文情怀。”

    接下来她从战略上对自己进行了规划：在形质上大踏步地回归传统，寻梦魏晋，以更高的文化视点加强对魏晋书法的理解，从而捕捉到那些丰富的文化信息。她从新的层面重读张旭、怀素、苏东坡和王铎，从过去的狂热崇拜转向理解审视，从精神层面认清那些伟大书家走出自我而全面创新的路径。任何一个伟大的承前继后的书家，都不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他们都在孤独的极致中超越了寂寞，而再一次进入一个未知与创造的高寒区，再次体验欲行还休、欲休还行的孤独。只有这样才是杰出的艺术，独家的艺术，而杰出独家的艺术，才属于艺术百花园中翘首的一朵奇葩。

    另外，她在思想上全面地以大文化充实自己。读书，读古典书论，读有关人文、历史、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让来自亘古的文风，吹开自己思想的闭塞，吹散自己心头的阴霾。在北大学业结束之后，胡秋萍如是说：“在学术和创作上知不足，用加法。总感觉自己需要补的东西太多太多，靠良师益友的帮助和浩瀚的书籍，靠着边临摹边创作边体悟，对书法的理解、认识、提升也不断深化，一点一滴地加深加厚，在文化的丰富滋养中不断开阔拓展，在生命与岁月的不断绵延叠加中慢慢地提纯、净化。”

她引用法国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的一句话：“经典的普遍意义不在于它的永恒不变，而在于它的不断更新。”在艺术上，胡秋萍学会了知不足，学会了看轻自己，知道了人外有人。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她像个虔诚的宗教徒向着艺术的巅峰，仰视着并不停地跋涉而去。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人应该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中国的一位哲学家也说过这样的话：“而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在极端的谨严中创造极端的自然。”作为艺术家的胡秋萍也说过这样的话：“艺术的魅力在于它的不断创造式的更新，在于它的无法取代，在于它是这个世界唯一的‘这一个’，在于它生命虽亡而精神却永恒。”

    胡秋萍自然少不了自己的“这一个”。对“这一个”的选择就是给自己的定位。对“这一个”的选择就是给自己寻找前进的方向。人生和艺术就是一道道单选题，上帝给人们提供了很多选择支，而只有从中选择符合自己性情和特长的那一种，才能获得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正确定位。

   胡秋萍选择了大草。我们完全可以把胡秋萍从北大学习归来之后的创作归结为是她书法艺术的第三次变法。而在第三次变法中，其成就以大草为甚。胡秋萍认为：成功的书法家应该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自我最佳的契合点，像她这种骨血里含着男儿骨气、剑气和豪气的人，只有选择大草，才能表现出书法的自然之化，天人之气、丹青之韵、书墨之魂、诗騒之魂，才能把一腔古气、文气、大气、中原之气、山野之气、宏宇之气泼在素纸之上。

    草书分章草、今草、大草、狂草，好的草书应该是自由的、率真的、诗意的、飘逸的。胡秋萍认为难度最大的是大草。章草和今草在创作中，相对比较理性，创作者在创作时有停顿调整的时间和机会。而大草创作更多是诗意的感觉，一方面要有字法，要有用笔深厚的基本功，一方面是精神诗意的张扬。而这一切都要在瞬间极速中完成，这要全靠作者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深厚的传统功力。

    胡秋萍之所以选择大草，是因为在中国书法史上从事大草创作的女书家实在少之又少，蔡文姬、卫夫人、管道昇虽是历史上知名的书家，但她们还算不上是大草书法家。当下书坛，虽女书家不少，但从事大草者鲜为少见。大草成为以男权中心主义所特有。胡秋萍就是要以“这一个”特立独行的女书家身份，昂着头步入男性书法话语权的中心。

   胡秋萍的大草，从过去专攻王铎的基础到遍临各家，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聚古人于一堂，接丰采于几案”，融天机于自得，会群妙于一心，腕下精熟，志趣高深。如2009年所创作的汤显祖诗《暮江图》、《书谱》选句，2007年所创作的裴度诗《溪居》，2009年所创作的许浑诗《早秋》和冯延已词《清平乐》、《中庸》语句、老子《道德经》语句，以及2010年创作的《论语·泰伯》选句和苏东坡诗《王维吴道子画》等作品，可谓大胆、豪迈、遒劲、苍茫而又不失女性的飘逸。从作品观之，可见秋萍所见之博，所临之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敦厚沉郁而又空灵宏宽，沛然适意而又任性旷达，与她早年的作品相比赋有了更多的诗性、神性和巨大的超越性。

   一位熟知胡秋萍的朋友语我：“胡秋萍又回来了！”我答：“她不会走回头路，此时胡秋萍不是彼时胡秋萍。她脱下王铎的外形，抛开“流行书风”的长枪大戟，背负着王铎上朔魏晋之“神”，正走在艺术的路上，手中提着毫笔，而心里却是装着一句老话：“君子须臾不可离道也。”

                           2015年2月3日草于京西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