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赵复古运动的历史意义

  作者：李文进

目录

摘要、…………………………………………………………………………………1

一、当代流行书风千人一面的怪圈急需大刀阔斧的改革家………………………2

1、流行何以悄然生根………………………………………………………………2

2、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发展到了不可持续的境地………………………………………………4

二、反思元明时期“董”“赵”复古运动的历史意义……………………………9

1、当代书坛与元明书坛的比较…………………………………………………………………9

2、“董”“赵”复古运动的历史意义  ……………………………………………13

3、中书协初露恢复古法端倪………………………………………………………16

 三、结论：去书协化才是破除书风的一体化的良方…………………………20

图表说明、……………………………………………………………………………1

文献资料说明、………………………………………………………………………1

作者简介、……………………………………………………………………………1

（注：笔者认为，书法界唯一的问题仍然是“流行书风”的问题，流行书风的根源又出在中书协的会员证上面，至于那些俗书、画字、怪字等等歪风虽然很多，但他不足以影响到书法的根本，因为，这些纯属一些人个人的爱好，没有人要跟着学他们的东西，因为，学他们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以效法的地方，唯独流行书风，他统一了书法爱好者的思想，它颠覆了书法审美的基本属性）。

一、当代流行书风千人一面的怪圈急需大刀阔斧的改革家                

                1、流行何以悄然生根

     当今书法界有一股不可忽视的风气——“流行书风”这阵风气伴随着国家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由此衍生出一股“叛逆”的思潮，受这种思想的侵袭，这股“流行书风”中的领军人物们在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迅速掌握话语权，抓住机遇，顺理成章地将其发展成为当今书法界主流书风。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惊讶！为什么这样一股颇具争议的书坛新风尚能够迅速成为书法界的新主流呢？我们是否对它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回看元明书坛，人人皆“赵书”现象是否历史性重演？我们今天对它所持的批判态度明天会不会沦落成为书法史上的笑谈？董其昌批“赵”现象是否值得借鉴？我们还不得而知，只是继续持有“晋唐”古法这一书坛经典法则和书法审美的伦理观进行剖析，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当今书法界新派书风存在的一些问题。就让我们怀着一颗积极的心态对它进行一种价值观的探讨吧。

     经常有朋友拿来某某书家的作品给我看，还没等其打开，我就断言，这是中书协会员写的，友人们很惊讶！你还没看，又是从何得知是书协会员写的？并且每次如此这番断定都是对的。我说：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中书协会员写的字已经贴上了“标签”，这个“标签”也就是“千人一面”的“流行书风”效应。无论你是行草书，还是篆隶，从气息上和一些特定的写法上，它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中书协”这个无形的标签。上述这样一种观点的形成，基于一个书法从业者长期在书法圈子里浸淫日久，且戏墨二十载所总结的经验。我对这种“标签”现象观察思考良久，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为何会形成千人一面的怪圈？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盛焉。

    七十年代后期，一种新兴的书法创作思潮兴起，并开始影响书法青年的审美观。这种新兴的书法创作思潮缔结的书法艺术的硕果被当代书法界奉为“流行书风”。可能至今也无人知晓“流行书风”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他的表现形式是什么？似乎无人道说。首先，我们要从当代书坛叱咤风云的书法领军人物的时代背景分析，以王镛、聂成文、何应辉等等为代表的书法家大多生于1940年代，4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还是受到过一批真正的文化人的熏陶和影响，比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等，尽管如此，我们知道这种文化的影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也将渐行渐远。在1948年，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彻底扭转战争局势，新中国即将成立，在这样一个历史性大变革时期出生的人，骨子里似乎就已经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于是，新思想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

　　到了80年代初，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在一种积极的思潮下，对一切旧的东西和经典的文化开始持一种批判心理。于是，在意识形态上开始有一种东西在扭曲着文化人的价值观。这种东西是在一种模糊的，甚至是一种急于求变的冲动的思想在作怪。比如“破四旧”运动，人们盲从地向旧世界宣战，结果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和文化思想彻底给摧毁了。什么思想是正确的？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人们也一无所知，“文物”这个好东西受到了排斥，一直等到迎来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这时期的中国人各阶层都在忙于“解放思想”。一些原本不“安分守己”的艺术家似乎一下子得到了解放。这种思想的解放覆盖到书法界，其刻意求变的意识形态凭借着笔墨将其凸显出来，并“固化”在书法作品上，形成新的视觉上的冲击力，新派书法阵营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于是，保守的民间思想和革新派思潮的观点形成直面交锋，来自民间的一股强大的批判之风持续地向新潮革新派书家猛扑过来，令人惊奇的是，革新派书家阵营丝毫不为之所动，人们更加惊奇地发现年轻书法爱好者越来越多地投奔到他们这个阵营里来，形成更加强大的集团，这个书法界新崛起的集团也是日后影响中国书法家协会发展走向的新兴力量。新的流派伴随着传统书风经历了两个多时代的变革，就这样诞生了，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流行书派”。自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以来，当代书坛新星犹如众星捧月般地紧密围绕在书坛所谓的领军人物的麾下，由于一些人的一己之好，在中国书法家协会的领导下迅速地形成一股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发展下形成了新的流派——流行书风。

     2、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发展到了不可持续的境地

　　在这样一个“流行书风”泛滥的时代里，有识之士疾呼：“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同时，这又是一个‘大师’如云的时代”，的确，如今，中国书画界能够叫的响，又能够配称“诗、书、画、印”四绝的、众望所归的、德高望重的大师真的没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得知，西泠印社社长一职自启功逝去6年之后，它的社长之职一直在空缺，直到有了领袖群伦之贤能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西泠印社社长一职才得以补空（顺便说明一下：西泠印社社长一职宁缺毋滥，非众望所归的、德高望重的大师级人物莫属，然而，就书画印专业技能来讲，西泠印社社长一代不如一代）。何以被称为‘大师’如云的时代呢？在当今自封大师的年代里，一个字也写不好，印也治不好的书法篆刻家，一名专门以模仿某派印风还模拟不像的专家，摇身一变，成为国家认证的“篆刻大师”。类似这样的书法篆刻、绘画、音乐的大师数不胜数。是什么东西成为了“艺术家”腐败的催化剂？除了名利的诱惑之外，我们还能找出什么理由说明这一切呢？

    当金钱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衡量的标杆之后；当人们拥有丰腴的物质财富之后，财富等于成功这样一种畸形的价值观几乎腐蚀掉各行各业的精英，它就像一种传染病毒，扩散到整个社会，正如习近平主席说的那样：“‘现行体制只能是让庸官上，能者下’。‘假如雷锋同志还活着，并且做了高官，在这个几乎人人得而腐之土壤环境之下，你能保证他一定不会成为贪官？’”（详见：习近平 (触及灵魂的阐述）。所谓成功人士的标准，所谓幸福的标准，都以金钱作为衡量的标准。“金钱”使人们成为它的奴隶，就连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也几乎无一幸免。因此，我们的书法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我们的老百姓看不懂，专家也在批评，竟然越批评，这种不正之风越盛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背后显然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显然是有官方机构在支撑着这种“新风尚”。举个例子，很多所谓大家，名家和大师们，身价动辄几万一平尺，卖得很火，但你要将其拿到市场去销售，几百一平尺都卖不掉，谁在替他们埋单？显然是有人利用公款包装这些“大师门”，自己渔翁得利。

 毫无疑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作为官方机构。我们国家在选拔、培养书法人才的时候，中国书法家协会以发证的方式，使广大书法爱好者被吸引参与进来。成为认证注册会员之后，俨然就是书法家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这个组织起初也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比如，中书协第一届资深元老级精英人物有舒同、赵朴初、沙孟海、启功、张爱萍、郭末若、吴作人、叶胜陶、楚图南、刘海粟、容庚、林散之、沈延毅、张伯驹、吴玉如、王学仲等等，这些重量级协会创始人如今皆已作古，且堪称大师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继承和发扬我国书法艺术的优秀传统，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提倡艺术形式、风格、流派的多样化”。这显然是兼容并蓄、古典与创新共存的一个公平原则，在坚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的同时，“提倡艺术形式、风格、流派的多样化”。这样一个既坚持传承的正确方向的同时又包容个性的章程本身是好的。然而，书法爱好者都知道“流行书风”已经成为中书协的唯一标准和潜规则。传统的王系书风被认为是“没出帖”。自主创新的书风被认为是“非主流”。临帖被要求要按“自己的意思”去来临（其实是被要求用他们的标准临），临的越像越没出息，被认为是在重复古人。于是，中书协的“潜规则”就这样产生了。人们不仅要惊呼，中国书法家协会发展到90年代初经历短短十年，何以全面转变为一个专职的、狭隘的利益垄断集团？直到今天，俨然成为流行书风的“梦工厂”。

然而，被“潜规则”的书法家在遵循“流行书风”的创作规律之后，在每一次中书协举办的竞赛机制中投稿，被选上的概率非常高，随之而来的，中书协各种“名家工作室”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这样一来，在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流行书风”基础上，“名家工作室”肄业的众弟子们在坚决秉承“流行书风”这一总的派系原则下，成为中书协认证会员的概率就非常高了。由此一来，中国书法家协会一家独大的局面形成了，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下，一群有思想、有个性、不随波逐流的、广受群众喜闻乐见的，且坚守王系书风阵营的书法家不愿参与进来，这也就注定被迫边缘化，边缘化的书法家被称作体制外的书家，然而，在含金量极高的“中国书法家会员证”的排斥下，这样一群实力雄厚的被边缘化的书家实际上已经成了书法名利场中的“输家”。为什么说群众喜闻乐见的，实力雄厚的书法家竟成了名利场中的“输家”呢？因为，欣赏书法作品和购买书法作品完全是两回事，在中国的艺术市场中，这种怪现象似乎也只有中国才会发生。在体制外的实力派书法家的作品中没有低端价位的，一些有识之士虽然喜欢，也不舍得花钱购买。当有人愿意出钱买的时候，特别是书法作品作为礼品时，体制外非会员的书家在商人眼里，看起来即“名不正”又“言不顺”，叫买主如何购买？

　   一个“中国书法家会员证”，引来无数“英雄“竟折腰。很显然的一个现象就是：“流行书风”之所以被流行，是为了“一纸证书”的游戏，是以抹杀书家个性为代价的歪风，在所谓的书坛领军人物引导一群没有灵魂的书法家大家庭里有何大师可言？广大书法爱好者在魔力般的“流行风”的鼓吹下甘愿放弃自我的艺术生命，以求能与“流行书风”的系统兼容,我认识一位年过半百的书法家，曾经写一手还算不错的欧楷，其行草书沿袭二王书风，由于看不懂流行书风，几乎与人聊起中书协，就大骂流行书风，大骂中书协，看不惯他们写的字，骂了十几年，后来，偶然一次机会，见到他的近作在北京某区图书馆展出时发给朋友的简介折页中了解到他的近作，其作品竟然也被贴上了流行书风的“标签”，我为此不得不感慨，又一个失掉自我的虚伪的家伙。在这样一种被中书协操控的模式里，令人想起一种运作模式叫“传销”，如果说：在“流行书风”的传销机制中谁最有可能成为“象牙塔”的中枢？毫无疑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就是象牙塔运作的中枢。“流行书风”的领军人物就是塔尖上钻石级的人物。广大的会员和准备加入的准会员们就成了象牙塔的基座，他们是注定成不了“大师”的。当然，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书法家又有何资格要求成为大师？体制外的，被边缘化的书法家似乎更没有机会成为“大师”，尽管人们惊呼，高手在民间、尽管你博学多闻，尽管你的书法融会贯通，就因为你甘愿被边缘化、就因为你比我们高、你就不能成为“大师”。不过，谁能左右历史呢？当然，历史绝不会被中书协改写，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真正有思想、有作为的书法家还是会坚持正确的立场不变。“春秋”自有分晓。中国书法家协会自它的诞生以来，已经踏上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因此，应该就着我国第二次大改革的大好机会，使“简政放权”的运动覆盖到中国书法家协会，将中书协民间化、公司化。书风发展的问题应该重新由市场和书法家自行决定。相信，书法家会自觉地按照“王系书风”的脉络发展下去，个性将会从经典中走出来。

然而，“流行书风”现已作为主流书风，正在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书法家对“王系书风”的认知和理解，因为“流行书风”是在举着二王大旗下大兴碑帖结合之风，或将二王书风进行重新解剖架构，纵观其变，无非是在保持“二王的外衣”下强调一个形式感，似乎今人书风“尚式”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尚式”的书风不仅表现在对单字结构的重新架构，还表现在章法、款识以及装裱形式上的设计，这其实是一种没落文化的表现，重形式，不重线质也是掩盖书法本质的一种肤浅的伎俩。

   二、反思元明时期“董”“赵”复古运动      的历史意义

             1、当代书坛与元明书坛的比较

   我从《当代书法标准》一书中更是看不到“标准”的影子，看到的只有“混乱”二字，其丑书、拙书、怪书、流行风的融汇，也是当今书协所诟病的现象，更是所谓领军人物的生动写照，该书倒不如名其曰《当代书坛乱象》。与其说，现在的书协基本方针就是为了追求创新，不如说，他们是在统一“流行风”的共识，在“流行风”的共识下对你进行打分，如果你另搞一种新奇的，风格与他们要求的相悖，你的创新也就不成为新，而且每件作品在参评时，只有几秒钟的展示机会，如果形式感不够新、不够熟悉、不够奇、不够怪，这件作品基本上被淘汰，因此，有人说：晋“尚韵”、唐“尚法”、元明“尚干禄”、今人“尚式”，然而，今人“尚式”，的定调还为时过早，历史正在发生，岂可如此草率地盖棺定论。

毕竟，当代书坛也不仅仅只有“流行书风”，一些有思想、有个性、有追求的书家还是在坚持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风格，像这样的书法家亦不在少数，可以说，高手还是在民间。当然，在“流行书风”圈子之外的所谓“民间书风”则是五花八门，亦是乱象丛生，如果说，“流行书风”的问题只是一个方向的问题，那么，“民间书风”则是丑陋、怪诞、画字、浮躁、媚俗加恶俗等等，杂乱不堪。不过，这并不是说，与其这样，还不如有组织的“流行书风”好。绝不是这样的，书法，本来就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间书风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是受拜金主义思潮的侵浊，使其个人的一己私利的欲望不断得到膨胀，官场的腐败之风迅速覆盖着整个文化艺术，乃至各行各业，因此，当代中国能够安静下来做学问，研究书法的人士太少，都被“金钱”给洗脑了，他们喜欢将书法和生意看作是一回事；他们不坚持经典的，也无法走进经典；一些向来比较能坚持古法的人，却广受一些所谓名家的诟病，说他们的字太秀气，应该写拙一点，因为太秀气的东西，有点毛病，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如果拙一点，人家也看不出来，多么奇怪而又露骨的观点。他们看不惯“二王的”，也学不像“二王的”，他们喜欢被称“大师”，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和大师有没有关系。

民间虽然存在诸多乱象，但，明智一点的人士一看便知，哪些和书法没有关系，为此，你也就用不着生气，不过，悲哀的是，比起“流行书风”的问题来讲，没有思想性的东西比统一思想的东西要好得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前者根本就不是书法，那么也就不构成问题，后者被成为国家认证的书法家，却被统一思想，这不仅仅是没思想的一种表现，他更是书法家的一种集体自杀。因为，中国书法在元明时期曾经被统一过，到了天下书风尽吴兴的境地，今天更不要被统一的东西。遗憾的是，历史重演了。然而，更加遗憾的是，和元明时期的董赵书风比，流行书风的被统一是建立在颠覆二王书法的概念上冠以创新之说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中的每一位参与者心里夹杂着许多利益与诱惑。充满了墨臭的味道。

我们不要纠结于民间的乱象，毕竟，一些高手仍然潜伏在民间，要相信“王系书风”这个无形的领导力，要相信晋唐经典法帖的导向作用终究会取代中书协的领导力。有朝一日，书风只要不被权势所统一，它终究会各成体系，书派林立，还原书法家的本我。时风气习的怪圈也必然被打破。

说到时风气习，马综霍在《书林藻鉴》里说：“明代书法，干禄气习颇浓”，我看，当代书法，单从这一点来讲，与元明书坛颇有重叠之处，今人为了会员证，甘愿迎合时风，仍然是“干禄气习”浓厚。这恐怕与元明时期书人迎合权贵颇为类似吧。如果说，我们简单地拿今人所谓“流行书风”和元明时期所谓的“干禄气习”相比，恐怕有抬举“流行书风”之嫌，因为，法帖流传到元明时期已经非常少见，庶民无法一睹汉魏晋唐风采，因此，书风浮躁糜烂之气盛行，于是，赵孟頫凭借自身的禀赋和权势，力挽狂澜于书坛，使人们可以通过学习赵书而旁参晋韵，在书法史上，功不可没，就是在今天，人们学习“二王”法，也不防先从赵书入手，可直追“羲献”风韵。因此，“赵”的历史贡献是今天任何一位书法大师和书协官方团体无法比拟的。

 当今的“流行书风”最大的弊端就是统一书法家的思想，这和元明时期书风笼罩在赵孟頫的影响下是有着质的不同的，首先，元明时期，在没有二王法帖的情况下，世人学习赵书，从历史的角度将，是整个元明时期甚至清初的书法，王系书风得以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也就是说，书法史，在元明发展低谷时期没有断代，这就是“董赵复古运动”的历史功绩所在，而流行书风将是不可持续的，应为，你一旦继承它，发展到后人，你将无从下笔，也无法追其源头。最要命的是它将终结中国书法的传承，使“王系书风”从此断代。因此，浮躁、浅薄之气习更加令人难以接受。因此，书法的继承和创新在他们这一代就已经进行了颠覆。米芾说：“若不人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首先，继承在前，创新是在继承古法之后的自然出新的结果，有点常识的都知道，书法家的创新是集众家之所长，自然融汇而出新的，绝非坐在家里设计出来的。

有一些书法青年，从几岁就开始临帖，路子很正，悟性又高，到25岁以后，他的书法自然就很好了，假以时日，将其思想与笔墨的交融之后，新的面貌自然而出，如果不能耐住寂寞，受到“流行书风”的侵袭，开始强调按照流行书风的形式感和审美观设计自己作品，一种轻浮就立刻跃然纸上。这种重设计，轻笔墨功夫的价值观还继续灌输给下一代吗？

多少书法青年为了追求名利，纷纷放弃原本很好的灵性的根基，转而效仿“流行”，自行“变乱古法”甘当俗子。这种跟风现象和元代师“赵”书现象其本质的不同就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赵的做法保持了王系正脉，而今人的流行风，、在这一点上是颠覆性的，是不可持续的。

2、“董”“赵”复古运动的历史意义

　　我们应该反思元明时期“董”“赵”复古运动的历史意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他的积极效应在哪里？

首先，我们要清楚一个事实，是赵孟頫领衔“复古运动”倡导书法要恢复二王古法，董其昌批评赵的书风媚俗，而“董”也一直倡导书法要恢复二王法。其实董其昌和赵孟頫二人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要恢复晋人法。 然而，董其昌批判赵孟頫的动机不是批赵的复古，而是说他没有二王法，当然也出于嫉恨，嫉恨苦于书人纷纷将“赵书”作为法帖，然而，董其昌看到《兰亭十三跋》后还是认可赵的笔墨。然而我们站在今天的审美立场中看，“赵“书的二王味十足，所谓的“媚俗”成分无非是稍显恬淡简静而已，相对王羲之高超的笔法技巧来论，赵的笔法显得简单多了，因此，赵孟頫得出了“用笔千古不易”的感慨来。因此，我们从书法史的角度看，赵书的确在元代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赵的书法本身在书法史上来说，也是一座丰碑。“赵”书至今仍然影响当代书坛的风格流变；董其昌实际上在追求王书的基础上吸收了一点米芾的味道，所谓强调“晋人风骨”，实际上，董对“风骨”的理解有些偏颇，或者说，董对“晋人风骨”境界的追求过程中存在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其二人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董对二王书风认识上的不足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遗憾的是，后者对赵书“媚俗”的偏颇看法仍然影响当代书法爱好者的审美标准。

尽管董其昌极尽批判“赵书”之能事，然而，明书坛仍旧在赵书的影响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在以“赵书”为标准的基础上直追晋人逸气的时代，比如唐伯虎等等书家。我们从董其昌一味地批判“赵氏书风”整体上缺乏晋人“风骨”的旁证来看，可谓“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在“赵书”的影响下，所谓的“媚俗”，更多彰显的是文人的清气和逸气。

　　纵观历史，每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必然要兴起一些影响历史的人物或某种机构，在旧的帝制王朝下，历史人物的兴衰往往由皇帝的一己之好所造就，历史上的书法家的命运亦如此。二王书风被奉为“书圣”，和人们将其归功于历代皇帝的推崇有关，这就是书法界流行的一种古语的说法：“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因此，皇帝认可的人，庶民岂有不趋之若鹜之理？然而，在书法史上，“王系书风”作为主流书风，帖学代表，成为中国书法的精神领袖不仅仅是皇帝推崇所至，还是因其自身魅力所至，比如宋徽宗的“瘦金书”并未影响到当今书坛走向，因此，无论是赵孟頫，还是董其昌，所维护的仍然是“二王”正脉。这也是历史赋予书法家的伟大使命，就是要维护“二王”法度，唯有在“二王”这个法度的框架下，才能百变不能离其宗。你可以尽情地诋毁、忤逆“二王”法度，但最终你不是被“二王”法度同化，就是被“二王”法度所排斥。我们几乎没有人跨越这个“二王”法度的大法。就连当董其昌看到赵孟頫的《兰亭十三跋》之后，也不得不说：“临写刻石，恨赵吴兴有此墨迹”。其实书法界就这么小的空间，它甚至小到没有任何一位伟大的书法家可以跨越它，可谓普天之下莫非“王书”也。

我们从“赵”的复古运动和“董”的批判主义的关系来看，这其实仍然反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书风每况愈下的一个朝代，其书法的传承过于集中在一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身上，就难免使整个民族的思想处于停滞和肤浅的状态。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仍然不可小看赵孟頫、董其昌在其所处的时代各自发挥的作用。它似乎在警戒着我们，对二王书风如何正确看待，我们既不能盲目追求赵的“妩媚”，也决不能只认董书的“风骨”，只恨二人的禀赋不能合一。虽然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不同，无论赵孟頫作为元明书坛领军人物，还是董其昌作为批判“赵氏书风”的代表人物，在巩固和发展“王系书风”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基础上，他们殊途同归。为我们今天的书法在沿袭“王系书风”的道路上较之元明时期的书家多了一种选择，那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学习“赵”的书风可以直追二王。不要错误地将董对“赵氏书风”的批评覆盖到对整个“王系书风”经典的批评上来。因为赵的所作所为在书法史上起到了一个“正衣冠”的作用，董的批评似乎在警示后学，在学习赵书时，一定要结合王书法度而习之，否则，则媚骨生焉。因此，从“赵氏书风”入“二王”仍不失为学书者的一种捷径。

 3、中书协初露恢复古法端倪

     2013年岁首，中国书法家协会比较成功地举办了《全国首届书法临帖作品展》，征稿内容是：“投稿作品要求临摹历代经典书法碑帖，投稿同时附上所临碑帖复印件。书体不限，不含篆刻。尺寸：高不超过180公分、宽不超过97公分。作品请勿做旧、拼接、托裱。凡做旧、拼接、托裱，超尺寸稿件不予评审。稿件一律不退”（参见“全国首届书法临帖作品展征稿启事”可网上下载）。从征稿启事上可以看出这甚至被认为是中书协的一个“复古”的信号，好像是要重新正本清源，其实未能给书坛释放一个准确的信号。我们从后续的商业性的展赛中也未曾看到跟进的动作和希望，书协也没有任何相关的申明，毕竟举办“全国首届书法临帖作品展”的真正意图没有明确说明，也没有足够引起书法家的重视。既然有“首届”，肯定有后续的同类展，如果未能正面释放准确的信号，就不能形成一种“临帖展”的机制，因为“临帖”作为检验书法家的基础能力，甚至在所有的书法展赛中都可以要求参赛书家参赛时都必须附上一件相关风格的临摹作品，如不这样办展，恐怕此类临帖展要沦落为一种形式。但我们也不必为“全国首届书法临帖作品展”得前景看得如此悲观，或者说，我们对它要有一点点信心，以观后效。不失为明智之举。

    然而，这类展赛最折磨评委的地方就是要将作品和临作以及原帖比对，只有这样，书法展的意义才能具有导向作用。这显然不太可能，繁复的评审工作和他们平日里的大小展赛的评审工作的量比较过于悬殊，为什么呢，因为按照现在的评审方式，每件作品在评委眼里最多只能展现一两秒钟的时间，因此，很多优秀的作品就这样被埋没了。如此正式的展赛的评审工作都如此快捷，那么，对于一个“书法临帖展”，中书协能有多高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我们甚至很难想象，中书协还能有什么使命感？我们当代的书法标准难道就是“流行书风”吗？

我从中书协举办的“首届临帖展”和“首届小品展”的作品上看，具有进步思想，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当代一些青年书法家的传统实底，从中看得出，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愿意在“二王”传统中汲取营养，只是受中书协的影响，他们满足于对“二王”传统的一知半解，没有勇气扎根古法。虽然从作品风格上尚未脱离形式感和流行书风的味道，因为“字”一小下来，就完全能够考察一位书法家临帖的功底有多深（中国书法的精华就体现在“小字”上）；因为只有小字才能充分展示书法“提按”的节奏美和运笔的跳跃和飞动之美；因为只有小字才能看出书家对“帖”的理解，这也是书家才情的流露和智慧的体现。所以，我把“首届临帖展”和“首届小品展”看成是中书协复古运动的开始，是中书协改革的转折点，只可惜，后续没有宣传跟进，也不清楚他的结局会怎样。我认为，“首届临帖展”和“首届小品展”若能坚持办下去，形成机制，还是能够从“复古”运动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历史意义或许堪比元明时期赵孟頫的帖学影响。

赵孟頫将书法推到“二王帖学”中兴的高度。虽然这股风气刮得有点过，但从历史客观事实来看，赵的正本清源的作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在赵书一统天下的时期，唯一公开反对的人只有董其昌，其实，我们站在历史的今天来看董赵书风，尽管二者书风迥异，但都属于二王正统书风的路子，赵对王的继承，有妩媚溢美之处，董对晋人书法位格追求过程中有力不从心而神韵失之的败笔表现（参见董其昌《东坡重九日诗》行草书轴），因此，董其昌后来还是伏在赵书的麾下，“临写刻石恨赵吴兴有此墨迹，未 尽其趣。盖吴兴所少，正洛神疏隽之法，使我得之，政当不啻也”（详见董其昌《画禅随笔》卷一 论书法2）。

明代书坛，在董其昌的反对下，还是将原有的一些元明时期创新派书家的“叛逆”思想挑动起来了，因为在明代姿媚书风占主流的时尚下，萌发着一股尚丑、尚狂狷之美的思潮兴起，代表书家有明初张弼“狂怪跌宕”的草书、陈献章“拙而愈巧”的粗头乱服的草书、明中期祝允明“纵横散乱”、“时出败笔”的狂草，都显现出反二王的倾向。至明中叶以后，随著城市商业经济的繁盛，市井文化的兴起，“异端”思想的出现，使这股反二王、求“狂怪”的思潮获得进一步发展。在书法界，涌现出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一批“狂怪”派书家”（详见：百度百科，张瑞图）。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王铎的创新是成功的，他虽然变“二王”的简省于繁杂、巧妙俊逸为笨拙如枯藤之缠绕，但王铎的成就在于保留了二王的气势和怀素、张旭的癫狂。一举营造了大字草书之美，也成为大字草书的典范。因此，我认为，王铎的创新是成功的，但这并不能掩盖明代书风的狂怪糜烂之气。这种狂怪糜烂之风正和时下流行书风吻合，因此，当代书坛需要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复古运动”。这里需要进一步阐述“狂怪”书风为何受追捧的原因，因为正是有一些所谓领军人物，甚至是一小部分人，根本就无法达到古法的高度，因此，就借用其所处的地位和权威大肆批评古典主义书派，将效忠二王书派之人说成是“媚俗之徒”，文雅一点的批评是“太秀气了”。认为是没有出路，于是，书坛许多书法青年便纷纷响应，正合多数不好用工的人反对古法的心意。于是，貌似董其昌是的批评仍然有市场。

 如果我们要打响这场“复古运动”并不容易，首先，不可重蹈“赵吴兴复古运动”的覆辙，因为，我们今天站在浩若星辰的高清印刷的前贤墨迹法帖的时代中，起点应该说，比元明清三代书人要高很多，有如此好的的条件，再通过恢复“二王”正统的基础上激发书家创新的元点，亦即我们不要在碑帖糅合的争论中创新，让我们重回晋唐的元点，从中汲取新的元素，把创新的使命注入到每个书家自己的个性中去，让“古法”领衔书法创新。而不是“时风”引领书坛。作为确立书家个人风格，决不应该受到某种潮流和运动的影响，这应该是我们寻求创新的初衷。   

三、去书协化才是破除书风一体化的良方

后人如何认识“流行书风”呢？为了研究流行书风的实底，我曾经试着临习过他们的墨迹，发现，一种刻意安排的节奏、刻意夸张的线条、刻意拆解的字形结构、可以经营的形式；还有那轻快划过的线条、浮躁颓废的枯笔、漲墨味道的设计等等，这和我们临习古法时所产生的韵律感和愉悦感完全不同。要求“临帖只可意会，不可深入”的错谬观点构成当今流行书风的价值观之一。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认为继承传统被认为是没出帖呢？如果说，出帖意味着背叛，也就不存在“出帖”的问题，你根本就不需要临摹古法，这样自然就出帖了。

在强调古法基础的问题上，我想起了音乐界，他们有着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风气，如果你在古典音乐领域里，能像李云迪、朗朗那样忠实地演奏出肖邦等大师的名曲来，你就是音乐大师，不管年龄大小，这完全不需要你去创新，只需完美地继承它就很够了。再比如，民族器乐中的经典名曲，千古不变，永远焕发青春的色彩。我在思考古典书风的时代价值的时候，最喜欢强调这样一种理念，最好的创新就是没有创新的“创新”。这样一种理念，源于我长期将书法和古典音乐进行比较的结果。因为一种古老的文化门类，通过今天的你，重新演绎的那么精彩，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了，因为你使“古法”复活了。比如《高山流水》，你把它演奏的出神入化到一种境界，彷佛伯牙子期的场景重现一样美妙。这其实是在用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使传统艺术永远焕发着强劲的生命力。这种创新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为什么独我们书法界不能复制古典音乐这种经验？

　　如果我们能够吸纳音乐界的经验，经典古法不应该受到排斥，只有重视传统派阵营书家的立场，才有可能引领书法风格走向健康多元发展的轨道上来；只有在立足传统的根基上，才有可能兼容百家，推陈出新；只有科学地尊重古法，才能理性地鼓励创新；只有在古法与新法平等对待的基础上，书法才有可能走上良性发展道路上来，这其实也是中书协创办之初所定的宗旨。中国书法家协会作为官方权威机构，应该在广纳“异己”之风的基础上敬畏古典，在书法展评活动中，应该抛弃集体主观偏好的评价标准，真正做到尊重客观事实，以书法之“大法”作为甄别各种风格所在各自派系中的评判标准为准绳。这样的一种评审原则应该成为中书协所具有的一种传统，可惜中书协做不到。我们既要摒弃赵孟頫效应的“干禄气习”，更要破除“流行书风”这样一支独秀的局面；更应该使“流行书风”一花独放的局面退出历史舞台，力推书法风格多样化、个性化的百花齐放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真正恢复中书协“尊重传统，鼓励创新”的宗旨上来。然而，中国书法家协会已经到了不能发挥它正能量的地步。

　　中国书法家协会所秉持的发展道路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境地了，正如习主席引用《古今贤文（合作篇）》所说的那样：“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个不能兼容并蓄的组织一定不是一个公平的组织；一个不能公平地对待书风的多样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存在就失去其合法性。如果千万万个书法爱好者为了一个会员证纷纷放弃自己的个性，整个书法界就失去个性。放弃个性去临摹效仿中书协所主导的“流行书风”领军人物的风格，这不叫书法。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充分鼓励和接纳不同风格派系的作品，将会使书法家的个性充分地得到发挥，这时候的书法圈才是真正的“春满园”。书法的“独木桥”效应应该打破。为什么说，我们的书法发展道路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境地了呢？有一次，某公去找他的朋友谈论将要投稿参加中书协的竞赛活动之事，他的朋友说：“你的字已经和中书协会员的风格很像了”，他的朋友说：“嗨，先不考虑自己的风格了，先把‘会员证’拿下，回头再改过来”。众所周知，一个书法家的笔性和手感一旦形成固有模式的时候，如果他想改回自己，已经不可能了。

　　　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就这样出现在书法圈子里，书法家们纷纷抛弃个性，准备当一个随波逐流之辈。这是怎样的一个世代呢？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所谓的书法家们放弃自己？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还在一边喊叫个性，又一边出卖灵魂呢？正如姜澄清在《中国书法思想史》第二节所言：“没有书法修养，是既不配称为‘文人’，更算不得艺术家的。书法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精神之本源”。说得好，书法家，本应属于文化人，同时又是艺术家，是一群精神饱有者，何以至于精神沦落到舍本求末的境地？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我看到很多书法家在利益面前纷纷放弃个性。“精神王国”里的战士首先倒下，这应该值得引起重视，但这似乎又是一个江河日下，顺理成章的结果。

　　　一花独妍效应在元明时期出现过，今天，历史的重叠效应似乎是文化发展进入整体衰败期的表现，书法更是走向低谷，其实，在中国，书法文化兴衰与否向来就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化兴衰与否的表现，然而，当整体文化趋向颓势时，必然兴起力挽狂澜之士，于是，书法自元人以来，书坛被赵书所笼罩，明代尤甚，董其昌对此颇有微词，说明人“眼目为吴兴所障”，不知以“险绝为奇”（参考：姜澄清《中国书法思想史》第二节）。其实，从书法史的角度来论，赵孟頫对于元明时期书法的颓势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他利用自身的威望，带领书坛群英直追魏晋二王帖学古法。这从某种意义上讲，赵孟頫因为拯救了元明书法，却使元明书法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然而，元明以后，迎来了清代书法中兴的大发展期，清代书法百家争鸣，风格多样，在碑学的主导下，书法有了新气象。

如果说，元明有“董赵”的影响，使元明两代书法出现小的复兴不足为奇，那么，当代有“流行书风”的影响，使当代书风出现“复兴”是可喜的吗？一个强盛时代的书家被强烈的“时风”所侵袭，这种貌似“复兴”的局面实属书法界的悲哀。恐怕，我们真正到了呼唤“王者归来”的时候。首先，书法家身处信息化泛滥的时代，人们无论是在现实世界里，还是虚拟的网络空间里，所接触到的信息可以是海量的，因此，有关书学各种理论充斥其间，书法爱好者开始有些“星际迷航”的感觉了，因此，不知道该坚守的道路是否正确？不知道所学的方法是否正确？因为我们官方的中书协组织已经将人的大脑思维和价值观引向了一个“流行书风”的怪圈里了。影响他们书法文化的价值判断的就是一纸证书。这让人不由得留恋那个没有“官方协会”的时代。在那个没有官方组织的时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因为，艺术家的思想和他的创造性思维如果被规范化以后，他的艺术生命基本上被扼杀掉了。这其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因为有了组织，这个组织的喜好便成为其价值标准，那么，一种错误的标准成为权威，中书协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令其继续存在，要么，书协需要回归一个纯粹的服务机构，各省参赛选手不受名额和评委主观标准限制，以严格的晋唐书法审美体系作为评价参考值，各级书协和书协评委作为官方，不可以办培训班为名招收学员，各级书法进修院校应以传授古法为己任，不可向学员灌输书家自己的主观审美标准，因为，只有充分尊重书家的个性，才有可能培养出一流的书法家，这样一来，书协领导自己就觉得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他的财路断了，他自己没有大把的钱进口袋，还要甘当“伯乐”去为书法家服务，他何苦这么累呢。因此，取消书协、美协组织是一种势在必行的趋势。王蒙曾在《取消文联及各协会行政级别》提案中写道：“目前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及各协会，套用行政级别，丧失了群众团体的特色……”，遗憾的是，国家有关部门未作出回应，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一再强调要简政放权，中书协是时候到了民营企业化了，不能再使其成为中国文联团体会员套用行政级别，借国家之名，行敛财之实、作误人子弟之事。因为你将艺术家的创造性思维都给扼杀掉了，等于扼杀了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如此掌握生杀大权的中书协是如此“变乱古法”，实为遗臭万年的事（参见《中国书法家全集“米芾”》“论草书贴”，P，31）。　　

我们的书协组织如果不去官方化，我们的书法家就不可能靠着自己的思路去学习书法；我们的书风若不能上升到“晋人格”的高度，中国书法将注定没有出路。因为，只有取消书协和美协，才能还原书画家的本色，我们才有可能见到书法大师诞生的希望，否则，有思想、有作为的书法爱好者的“书法家梦”将梦断中国书法家协会。

　　　　                                              2013年11月12号于  心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