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0￥

尺寸：24.55

寿山石雕是以福建寿山出产的叶蜡石为原料，经过精心雕刻而成的工艺品。常被称为芙蓉石的石料有两类，一是石英石类的芙蓉石，又称“玫瑰石英”、“蔷薇石英”、“祥南玉”，是一种桃红色半透明至透明的石英块体，有玻璃光泽或油脂光泽，多产于新疆、内蒙等沙漠上，硬度较高，普通刀具无法雕刻，莫氏硬度为7，也称为戈壁玉等，价格偏低。另一类为叶腊石类，为粘土矿物，即寿山芙蓉石，是寿山石中产量最大的一种。其硬度较低，约为3，可以使用常规刀具雕刻。中国的芙蓉石出产于福建福州。芙蓉石主要用于雕琢项链、鸡心以及小型摆件等。芙蓉石以色深为佳，桃红色越深越好，如近于白色的淡桃红色则价值甚低。[1] 

清朝初期的几位皇帝，都深为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所吸引，要求满族人接受并努力学习汉文化。他们也十分喜欢寿山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坐像，就是寿山石雕。 [3] 

康熙、雍正、乾隆各朝，喜爱寿山石之风更盛，先石也更加讲究。名贵的芙蓉石自然得到清朝皇族的宠爱。康熙帝御宝“御赐朗吟阁宝”即为白芙蓉石所制；雍正帝用的“壶中元”、“和硕怡亲王宝”、“膺天庆”印玺皆为芙蓉石章；乾隆皇帝一生所用的寿山石印章，竟多达百余枚，其中不少是芙蓉石章。 [3] 

清咸丰十一年，咸丰皇帝临终时立下诏书：立皇太子载淳为太子，派载恒、端华、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赞襄政务，并规定他御用的“御赏”田黄石印章与“同道堂”芙蓉石印章，作为他“殡天”之后下达诏谕的凭信，“御赏”章作为“印起”，“同道堂”章作为“印讫”，必须同时加盖方为有效。皇帝将“御赏”章赐太子载淳，“同道堂”章交由皇太后保管。载淳于同年七月登基，改年号为“祺祥”，可是只过三个月，西太后慈禧便发动了政变，或杀或贬了几位顾命大臣，将政权连同两枚印章都掌握到自己手中，改年号为“同治”，垂帘听政。这个历史有名的“祺祥政变”的故事，说明了寿山石不仅贵为御用，还参与了一段重大的历史事件。

从乾隆帝祭天时将田黄石作为供品后，田黄石有了“石王”的美称。有“王”就有“后”。芙蓉石雍容华贵，细腻脂润，而且清朝皇帝将田黄石章与芙蓉石章一起作为下达诏谕的凭信，芙蓉石顺理成为“石后”。

2002年4月，在北京华辰拍卖会上，有一对康熙皇帝御用的芙蓉石印章，估价仅80－100万人民币，成交价却高达390万人民币，创下了芙蓉石章的天价。

这对印章是康熙皇帝晚年的用印，质地温润细腻，平顶浮雕双夔博古钮，雕工精致。

根据《秘殿珠林》卷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康熙帝自择“戒之在得”四字印文，以纪念在位即将60年。次年5月，康熙帝在避暑山庄命大学士、著名画家张照拟定字体，并由梅玉凤刻成。这对印章常钤於康熙晚年的御笔书画之，《石渠宝笈》中屡有著录。两印的印文也是康熙晚年心境的实录。“戒之在得”折射出他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与警惕之心；“七旬清健”则反映了他对晚年身体健康的期待。 [3] 

康熙去世之后，这对印章和其他康熙生前的用印一起封存於紫禁城内。1900年八国联军侵扰，大多数康熙玺印散失，部分流散欧洲。据了解，这对印章曾於20世纪初出现於法国某拍卖会，后一直秘藏於外国收藏家之手，此次重现于京城，尤显珍贵。[3]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芙蓉石无人开采。抗日战争期间，福州沦陷，传说日本人曾经绘制寿山石矿区图，并开采芙蓉洞。1989年，加良山的芙蓉石矿重新开采，有人在洞口掘得芙蓉石薄片，老石农说这是日本人锯石时留下的残片。

加良山看起来不很高，但是爬上去却十分艰难。在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将军洞”遗址，可以看出当时一片繁忙开采的情景。芙蓉石的矿脉从山顶向下“走”，所发将军洞是井式矿洞，洞径狭小，古人采取“架木携燧”的方式开采。矿洞越深，难度越大，也越具有危险性。如今这个矿洞又重新开采，不过石农没有下洞，而是用挖掘机推土露天开采。已发现了一些藕尖白的芙蓉石，夹在瓷白芙蓉石之中，质地细嫩通灵，可谓是将军洞芙蓉石之绝品。据地质勘探，芙蓉石矿脉呈螺旋柱状，金字塔形。加良山主峰上半部出产的芙蓉石质地最佳，半山腰所出之石次之，同峰东边所出之石质地较粗，再向东则为大面积的叶蜡石露天开采矿区。早年，石农靠手工开采，难度大，效率低，产是甚微。如今山上有30多个矿洞，开采设备好，矿洞深，出产了不少色泽艳丽，前所未见的优质芙蓉石。尤其是薄层型的新型芙蓉石的出产量更大，成了普通刻艺人的主要用料。